孔子与后世的“礼教”有无关联
“五四”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礼教”出自孔子。如陈独秀说：“儒教之精华曰礼”，“按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25）
此说也缺乏分析。第一，孔子创立儒学，原本非“教”。孔子不是基督，也不是释伽牟尼，他所创立的是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学说，不是“宗教”。孔子的学说被当成“孔教”或“儒教”，乃后人所为，与孔子本人无关。虽然“孔子学说又具有宗教的功用”（26），但孔子对“孔教”无任何责任，此事只能归咎于“孔教”的创始者。
第二，“礼教”之“礼”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笔者在拙作《仁是孔子思想核心新证》（27）中明确指出：“仁政”是孔子新创立的政治思想，“礼”只是孔子前人的思想，虽然孔子学礼、教礼、立于礼、乃致相礼，但他对“礼”无著作权。在孔子之前，子产、晏子均对礼有过极精辟的论述（28），他们才是真正的礼学家，理解孔子，只能从“仁政”入手，从“礼”入手是错误的。因此，“礼教”之“礼”亦与孔子无关。
第三，以“三纲”为内容的“礼教”也不出自孔子。如前所述，“三纲”的始俑在韩非，发展这一理论的董仲舒亦非儒家，孔子与“三纲”没关系。怎么能用以“三纲”为内容的“礼教”来批判孔子呢？
第四，儒教之精华亦非“曰礼”。据笔者所知，儒教在中国古代至少有三个主要派别：礼教、孝教、仁教。孝教盛于两汉，以《孝经》为典，如汉末张角起义，向栩建议朝廷：“但遣将于河上向北读《孝经》，贼当自灭。”（29）董永“孝感天地”亦然。仁教盛于唐，以《论语》为典，如韩愈以儒教反佛，他所理解的儒教即是“仁教”，详见其《原道》。礼教盛于宋，以朱熹之《四书集注》之《注》为典，其实它已离开了孔子思想的真原。如果说这三支儒教哪个是精华的话，应以仁教为先，孝教次之，而礼教只能算儒教的异端，怎么能说“儒教之精华曰礼”呢？
第五，坚持“礼教”的宋明理学亦非儒家。儒教是宋明理学的思想武器。理学的直接思想源头是董仲舒。我们知道，董仲舒非儒家，因为他的思想源头是韩非的“义政”。笔者在拙作《宋明理学非儒家论》（30）中亦早指出：理学的“义理”学说即韩非的“义理”学说。理学除了继承韩非、董仲舒的“义政”外，还全面继承了韩非的理哲学，将其“存理去欲”正式概括成“存天理，去人欲”。所以，“礼教”非儒家意识形态明矣，怎么能以此批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