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不知名
汉.
　
　　所谓汉唐盛世，大体上是指西汉开国以后，历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到宣帝刘询执政的170年，即：西元前206年到西元前49年；东汉复国以后，历经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执政的76年，即：西元前25年到 105年；唐朝贞观以后，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到天宝14年“安史之乱”以前大约130年，即：西元620年到755年。在这前后 380年中，中国超越世界任何地方, 包括罗东的东方最富强、最文明的泱泱大国。汉唐盛世的优性文化, 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积极经验，对于正在和平振兴的当代中国，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推行“无为”或“有为”的仁政。
　　
　　汉、唐，是推翻了极端专  制、极端残暴、极端劳民、虐民的秦始皇, 隋炀帝而赢得民心、取得政权的，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推行民本主义的仁政。在汉惠帝、文帝、景帝三朝，由于暴秦的杀伐、苛法、苦役、重负闹得人口锐减、民穷财尽，汉朝就实行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仁政，让老百姓修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无为”，是人治的无为和法治的有为。
　　
　　西汉，第一个开国丞相是萧何。当刘邦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以战争争夺政权的时间，萧何就在刘邦的大后方关中建立法律、制度。萧何原来是秦朝的县吏，熟悉秦朝的法律，也体会到秦法的严酷，他在《汉律》中放宽了秦法，惠帝、文帝、景帝又继续放宽。例如，惠帝废除了“挟书律”，即：不许民间挟书、藏书；废除了“夷三族”律，即：诛杀父族、母族、妻族；并规定“民年七十以上或不满十岁者，有罪当刑皆免”；减田租，十五税一。汉文帝元年，“尽除收帑相坐令”，就是废除有罪者连坐亲友、邻里的苛法。文帝二年，开言路，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这同近现代的 “言  论  自  由”有些类似。文帝十三年，废除了墨、鼻、剕三种肉刑，用剃发、割须代替了脸上刻字的“墨”刑；用“笞”（打棍子）代替了割鼻和剁脚的“鼻”和 “剕”刑；保留了宫刑和死刑。景帝元年，又减少了笞刑的数量，规定了笞具的大小、厚薄。元二年，明令改剐刑（即千刀万剐）为斩首弃命。景帝二年，又将田赋减为三十分税一，这个税率一直维持到东汉末年。文帝和景帝还规定了轻罪可以纳粟赎罪。由于法律较为宽松、合理，长期受到秦朝苛法迫害的人民，也乐于遵守宽松合理的汉律，官民上下都有守法精神。

从西汉高祖到惠、文、景帝，政风宽大，绝不奴役和掠夺人民，相反的，多方减刑减税，也不滥用兵力大修宫室，轻启战端。概括起来说，慎选官吏，明修赏罚，不求多事，不事扰民，让人民在法律范围之内休养生息，享有较多的自由。这就是西汉的“无为而治”。从惠帝、文帝到景帝，经过五十多年的“无为而治”，西汉人民逐渐富庶起来，据《史记-平淮书》记载：在景帝末年，除非有水旱大灾，城乡家给人足，安居乐业，几乎家家有马役使；公家仓库里存粮过剩，陈陈相因；长安钱库里存钱数十万万，穿钱的绳子都烂了。五十年以民为本的仁政，为西汉培养了雄厚的国力，才产生了汉武帝和汉宣帝由“无为”到“大有为”的时代。
　　
　　东汉光武帝也是一个以民为本，关心人民疾苦的皇帝。他自己是有知识的太学生，即位以后，以仁爱、忠恕的儒学治国，他先后下诏七次解放奴婢。例如：建武十一年的诏书说:“天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灼奴婢者，论如律。”他爱惜民力，崇尚节俭，“身衣大练，衣无重彩，宫室无私爱，左右无偏私”，对于后宫、外戚、官吏约束很严。光武帝一朝33年，没有大规模营造宫室和巡游劳民之举，也没有大的贪  污和腐  败。明帝、章帝继续大兴学校，以儒术治国，并从西域引进佛教，以致风俗醇厚，天下太平。史称“明章之治”。尤其是：他允许人民有说话的自由，也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从政做官的自由。也有不臣、不仕的自由。他尊重严光、周党等“不臣”之士，倡导士节，即：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其影响所及，东汉二百年间特立独行、重节义轻生死之士，不绝于书，直到汉末“党锢之狱”中，富有独立人格和殉道精神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

唐.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使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仁政达到顶峰，也使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达到顶峰。
　　
　　盛唐的生产水平很高。据唐玄宗天宝四年记载，人均亩产粮食800多斤，相当于当代的最高水平。那时，实行的均田制和租用调制，男丁一口受田100亩，其中口分田80亩，每年纳粟2石。以每亩收获1石计算，80亩收80石，所纳田赋，仅占其农业收入的1/40。这比汉代“文景之治”、“明章之治”的 1/30更轻。以庸而言，唐制：每人每年为国家服役20天，也比汉朝的30天更轻。以调（布帛之征）而言，每人每年交纳绫、绢各2丈，仅及西晋的1/6。除了租庸调以外，唐初没有盐、酒、茶等苛捐杂税。由于民生富庶，物价很低。唐太宗贞观4年斗米3文，唐玄宗开元13年，洛阳米价1斗10文，青州、徐州斗米5文。国家的粮库、钱库、布泉库都装满了。例如，河北的清河（是唐朝北方的一个仓库）。小小的州城，户口就有10余万人，天宝年间储存粮食30余万斛，布300余万匹，帛80余万匹，钱30余万串（一串千钱）。所以杜甫赋诗：“忆惜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当时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

　　盛唐的文化也达到中国古代的顶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还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等第一流的书法家，李龟年、李mu等第一流的乐师，宇文恺等第一流的建筑师，刘知几、杜佑等第一流的史学家，玄奘等第一流的佛学家、翻译家和旅行家，还有在敦煌、龙门、大同留下他们杰作的佚名的第一流雕塑家和壁画家，都出在这个辉煌的时代。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唐太宗贞观4年，处决死囚20余人。唐玄宗开元18年，全国犯罪的仅24人。

1) 不拘一格选用贤才:

　　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就是有知识、有才能的人，他们都能够大兴学校、培养人才。而在两汉初期选拔人才的荐举制度，还在上升时期，不像东汉末期和魏晋那样腐朽；唐太宗李世民又推行了隋文帝杨坚创始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它实行的初期，突破了“九品中正” 等贵族垄断政权的制度，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和政权的基础，起了革命性作用，以致西方国家也加以效法。选拔人才的标准，重视德行、学问和从政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贵贱、亲疏的界限，以至在汉武帝、唐太宗和唐玄宗初期人才济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以唐太宗“贞观之治”为例，那时中　央政府的重臣，有李世民的亲友长孙无忌、段志玄、高士廉，有隋朝旧臣萧瑀、裴矩，有地方小吏出身的房玄龄、杜如晦，有敌方降将李世绩、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和异党政敌魏征、王珪，还有外国人史大奈和出身寒微的马周。李世民都能兼收并蓄，推诚相待，量才器使。再以唐玄宗“开元盛世”为例，当时的贤明宰相，就有姚崇、宋璟、张嘉贞、李元纮、杜暹、张说、韩休等人。同时，这些朝代都注意裁汰冗员，精官简政。西汉成帝时官民之比是：1：7945；唐玄宗时官民之比是： 1：3927。官员越少，人民的负担越小，扰民的兴作也少。

2) 建立了一套制约官员权力的制度:

　　近现代民主制度的要义是：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这个制度，在西欧和北美发展成为较为完善的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更好或最好的制度，现在尚未发现）。但是，这个制度的起源，不在西欧、北美，而在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尤其是中国。

　　监察御史制度和科举制度都是中国的发明。战国和秦朝就有御史，不过那时的御史地位还不高。汉代，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平行，后来又称司徒、司空、司马，称为三公。三公都有专门的衙门，各自开府办公，即：丞相府、御史府和太尉府，再后来太傅和大将军也开府，就由三  权  分  立变成五权分立了。唐太宗贞观年间，中　央政府的权力制约制度更加完善。那时，中　央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和御史台。尚书省总理国家庶政，由左、右仆射统率着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个部。中书省承旨制订法令和诏书，是立法机构，由中书令和中书侍郎主持。门下省掌管出纳帝命，赞相礼仪和审议法令、诏书，相当于秘书长和审议机关。御史台，由御史大夫主持，御史中丞辅佐，下设三院，即：台院，掌管纠察中　央政府百官，并与 “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刑狱大案，称为“三法司”。殿院，设殿中侍御史，掌管朝延供奉，肃正朝仪，并对皇帝进谏。察院，设监察御史，掌管巡查地方州县，具体任务是：1、察官员善恶；2、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3、察农桑不勤，仓库损耗；4、察妖猾盗贼，为公私祸害；5、察德行孝廉，茂才异等，应时用者，也就是发现和举荐人才；6、察黠吏豪宗兼并土地，欺压良民和为贫弱人民伸理冤屈苦难。
　　
　　唐太宗贞观3年，还建立了三省驳议与合议制度。所谓驳议制，即：国家大政，由中书省草拟法令、诏书，交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如认为不妥，可以涂改发还，谓之“涂归”，再经过中书令审阅，黄门侍郎驳正，尚书省同意后，呈皇帝审核批准，再由尚书省执行。一项法令，一纸诏书，要经过多次反覆检讨驳正才能够定案。所谓合议制，就是遇到国家大事，由三省长官会议于政事堂，共商对策。这种三省驳议制与合议制，既能互相监督制约，又能互相合作，收到相反相成的效果，同现代的民主决策很近似了。皇帝本人也受到一定的监督。他要接受御史和百官的谏诤；史官要如实记录他的言行，叫做“起居注”；钦天监，还可以借天象示警，要求皇帝反省自己的失德，以便减刑、减税，甚至下“罪已诏”。唐太宗李世民还制定了死刑裁决“三复奏”和“五复奏”的制度，来限制皇帝滥杀和误杀。即：全国死刑的裁决权集中在皇帝手里。皇帝判决死刑以后，执法部门和监察部门可以反驳，再判决，再反驳，直到反覆三次到五次以后，最后的裁决才算定案。 　　
　　此外，唐玄宗李隆基还采纳了第一任宰相姚崇关于“宰相权重，不可久任”的建议，实行宰相轮换的制度（天宝年间被他自己破坏了，长期任用李林甫、杨国忠）。采纳宰相张九龄的建议，制订了京官和外官互相迁调的制度。实行了对官员甄别试验的制度，成绩优异者升迁，考试不及格者，解职归田。

3) 广开言路

　　唐太宗在他所作的《帝京篇》中，有两句诗说：“察善纳忠谏，明科慎刑罚”。这就是说：从政之道，一要广开言路；二要赏罚分明。他确实做到了这两点。贞观一朝，政治上形成了敢于直言，敢于批评的风气。他的大臣，如魏征、王珪、孙伏伽、戴胄、张玄素、柳范、马周、褚遂良等，无不以直言敢谏名垂青史。就连在隋朝以逢迎炀帝着名的裴矩，到了李世民手下，也累上谏章。这是李世民提倡、鼓励、宽容谏诤的结果。由于唐太宗“典型在宿夙”，唐朝后世的中主、庸主，也不敢打击直言极谏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歌中，都有指名批评皇帝的内容，唐玄宗、唐宪宗等并未加罪于他们。朝廷的风气，自然会影响到民间。在“文景”、“明章”和武则天以外的盛唐，下情上述比较通畅，没有以言获罪的人民。汉哀帝是个大昏君，他要杀弹劾权臣的着名知识分子鲍宣，引起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即1000余太学生伏阙上书，为鲍宣鸣不平。汉哀帝不仅没有降罪，还采纳了太学生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