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的成立及其三个阶段
在排除了建安十四年二曹六子开始进行大规模五言诗写作的可能之后，让我们再来讨论五言诗开始成立的具体时间。关于五言诗成立的时间，缪钺先生认为五言诗成立的时间在建安、黄初之间，曹植是五言诗的奠基人：“曹植之前，似只能称之为五言诗之发生期，建安、黄初间，始为五言诗之成立期。”并说：“曹植为最早奠定五言诗体之人，故其所作亦为五言诗之规范也。”[1][14]这些论述，都是非常有见地的，但五言诗，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形式，非一人之力，也非一时之工，而是有着一个相当长的酝酿准备时间，这一点，也正如缪钺先生所说：“就中国文学史中考之，每一种新文学体裁之产生，必经多年之酝酿，多人之试作，至伟大之天才出，尽其全力，多方试验……于是此种新体裁始能成立，始能盛行。”[2][15]
综上所论，再结合缪钺先生之说，笔者认为，两汉之际，直到孔融之前，都还是五言诗的发生期，也就是说，是五言诗漫长的萌芽发生时代，而没有真正诞生；曹操开辟的建安诗歌，标志了五言诗的成立。其中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从建安初期到建安十六年之前，是五言诗的探索期。此探索期与两汉时期的发生期不同，发生期的五言诗，尚非建安时期开始的抒情五言诗，而此探索期则是曹操对真正意义上的五言诗的探索。从宏观来说，东汉班固以来的五言诗，都是对五言诗这种新文学体裁的酝酿和试作，但还属于偶然为之的零星之作，其写作方式还是以四言诗方式写作五言诗，曹操本人在建安之前以及建安早期的《薤露行》，也仍然是延续着汉音的传统，这一点，如同有学者论述曹操思想的转型历程，认为曹操在建安元年之前，仍然属于东汉末期党人的思想范畴，建安元年之后，才开始有了“易代革命，创建新世纪”的“重大突破”，[3][16]曹操在诗风方面的嬗变，大体与之同步；曹操在建安三年的《蒿里行》中，才开始了新兴五言抒情诗方式的探索，并在建安十一年的《苦寒行》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他的两首四言诗，写于建安十二年的《观沧海》和写于建安十五年的《短歌行》，分别尝试了山水诗和游宴诗的写作，是以四言诗的形式，进行了五言诗内形式方面的探索，为建安十六年之后的五言诗，开拓出了广阔的题材空间和写作方式的新天地，如同清人吴乔所说：“作四字诗，多受束于《诗经》句法，不受束者，惟曹孟德耳。”（《围炉诗话》卷二）曹操以四言诗的外形，开拓五言诗的题材和表达方式，看似怪异，其实，正合于华夏诗史错综复杂、交替渐进的演进规律，也充分说明了曹操在建安十六年之前的写作尝试，正是建安五言诗走向诗史舞台的序幕。
2、以建安十六年为界碑，为五言诗的成立期。此时期，曹操对五言诗探索、变革与奠基的使命基本完成，开始了以曹丕为中心的建安诗人的群体写作运动，其参加成员主要有曹丕、曹植和七子中的六子（可以简称为二曹六子），其时间从十六年到二十三年七子先后谢世，共计八年的时光。这一时期可以视为五言诗的成立期。笔者曾经对五言诗的成立，提出四个标志：1、由五言字的散文体，转型为五言音步的五言诗，这是诗本体外形式的转型；2、实现由言志诗向抒情诗的转型，这是诗本体内形式的转型；3、是否拥有“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审美特征，是成熟五言诗的第三个标志；4、五言诗作为一种诗体的成熟，需要依靠相当数量的五言诗作者和相当数量的成熟五言诗作品来加以支撑。[4][17]综观建安十六年的五言诗坛，此四点基本都能达到了。
从数量来说，东汉以来能作五言诗的诗人不足10人，诗作十余首而已（不算民间乐府诗和有争议的“古诗”），而此时期仅仅八年期间产生的诗人，就比整个两汉时期的五言诗人还多，除了二曹六子之外，还有繁钦、吴质、邯郸淳、曹彪等，从现存五言诗数量来说，单单建安七子中的六位，就有五言诗作六十余首之多，加上曹丕的五言诗（大多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和曹植此时期的作品，则建安十六年至二十三年之间八年的五言诗作，几乎是两汉四百年全部五言诗作的10倍，这充分说明建安十六年是五言诗走向成立的一个界碑。
就诗歌写作题材而言，两汉五言之作，尚无题材可言，因为，他们的诗作，基本上可以纳入到言志诗这一大的框架之内，建安时期，曹操首开军旅、山水、游宴等诗歌的题材，并从建安十六年始，随之产生了写作手法、审美情趣、文学观念等一系列的改朝换代式的五言诗写作运动（十九首、苏李诗等也是这一写作运动的结果，详见后论），二曹六子随之写作了游宴题材、女性题材，以及咏史、送别、述怀、军旅等一系列新兴的诗歌题材，他们在言志的窠臼之外，发现了一片广袤的原野，一个崭新的世界，几乎他们所有的五言诗作，都是五言诗一个新的题材领域的开拓。
五言诗至此，始能称之为正式的成立。五言诗之所以会在这个时间点上发生巨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1、曹魏政权的一些重大战役先后完成，如建安七年左右完成了官渡战役，基本完成了对于北方的统一，建安九年攻克邺城，逐渐形成以邺城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格局，建安十三年完成了对于刘表的战争，三国鼎立的局面初步形成，相对的安定可以使三曹七子的生活,从以政治军事为中心而转为有闲暇于文学写作；2、建安十六年，曹丕、曹植正是开始进入诗歌写作的黄金岁月，事实上，曹氏兄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几乎同时开始起步五言诗的诗歌写作的；3、曹氏兄弟对于文学相当重视，不仅仅在理论上促进了文学的自觉，而且在文学创作实践上促进了其空前的繁荣；4、具体而言，游宴诗的兴起，为汉魏之际由两汉言志教化的儒家观念，到为文造情的文学自觉观念的转型提供了极好的温床。
从黄初之后，曹操、七子都已谢世，曹丕作了皇帝，也就进入了诗歌写作的衰歇期，只有曹植、曹彪兄弟，由于生命的苦难，继续着他们的五言诗写作，五言诗也就成为了他们终生不弃的伴侣——他们以血泪和墨写就的五言诗行，促就了五言诗体的最终完成。其中曹彪的诗作，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只有四句断章留存，其他全部被历史的风沙湮没，因此，曹植成为了五言诗唯一的无冕之王，这就是缪钺先生认为曹植是五言诗成立标志的大致原因。从宏观来说，以曹植来代表曹操、曹丕和六子两代诗人，作为五言诗的成立者是不错的，但若进一步区分，则曹操为探索期，曹丕六子为成立期，曹植作为建安五言诗的第三代，可以称之为完成期。曹植的早期作品，从建安十六年开始，参加曹丕为中心的五言诗写作运动，因此，也是建安五言诗第二时期的重要成员之一——曹操的铜雀台和曹丕的西园，成为了培养曹植的诗歌学校，而曹植也以其超卓的才华，为建安中期开始的五言诗写作运动推波助澜，对五言诗的成立作出了贡献，也为曹植第三时期的使命奠定了基础。笔者所说的第三时期，指的是曹丕登基之后的黄初、太和年间的五言诗写作，也就是指的曹植后期的五言诗。
关于曹植五言诗前后时期的飞跃，以及曹植、曹彪与十九首、苏李诗等古诗之间的关系，笔者在拙系列随后的篇章中将各有专篇的论述，本文的使命，仅仅是概述一下第三期较之于前两期的飞跃。概言之，曹植后期之作，较之于第二期，主要有以下的变化：
其一，由为文造情到为情写文的变化，相对于两汉的空泛言志，建安十六年之后的五言诗坛，产生了为文造情的新思潮，二曹六子的游宴诗（其中包括斗鸡诗等）、女性题材诗等，都具有为文造情的特征，这与徐干、刘桢等六子皆为文学侍从的地位有关，也就是说，他们属于专业写作，自然就带有专业写作的为文造情，多方寻找写作题材的特点；两汉的空泛言志统治了诗坛四百余年，为文造情的五言诗写作，无疑是对两汉儒家传统的某种冲决，成为冲决两汉诗坛千尺冰封的潺潺春水，因此，春江所至，一派莺歌燕舞。而到了黄初之际，对于原本是第二时期主将之一的曹植来说，诗友建安六子如秋叶般凋谢，父王去世，兄长为敌，春意喧闹的建安诗坛，转瞬间风霜刀剑，严寒逼人，自己也由皇室贵胄而为皇室政敌，带罪监管，他不再需要为文造情，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无限愁思，不绝如缕，“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短歌行》的名句，不幸成为曹植的谶语，于是，他有着写不完的悲情需要诗歌的载体承担。
其二，随之发生着写作方式的变化。建安五言诗的第二时期，由于时代的唯美思潮，也由于诗歌尚受着赋体铺排的影响，因此，诗风偏重于华美的追求，曹植也曾是其中的佼佼者，黼黻锦绣四字，大体可以概括此时曹植的诗风，由于上述的诸多原因，曹植后期之诗风，一改黼黻锦绣而为骨力奇高。建安时期从六子、曹丕到曹植的诗歌，有一个日趋精美、日益凝练的过程。总体来看，四言诗较五言诗为长：如以王粲为例：写在建安十四年之前的四言诗和杂言诗：《赠蔡子笃》42句，《赠士孙文始》58句，《赠文书良》46句，《思亲为潘文则作》56句。平均接近50句；而五言诗就相对短小，如《杂诗》16句，《杂诗四首》分别为8句、10句、8句、8句，《咏史诗》20句，《公宴诗》24句，《七哀诗三首》分别是20句，18句、16句。《从军诗五首》较长，分别是32、26、18、20、24句。平均不足20句，比之四言诗，精炼了许多。四言诗之所以长，是由于其言志的性质和诗歌观念尚未完全从散文中分离出来。以建安元年（196）王粲二十岁写的《赠士孙文始》为例[5][18]：“天降丧乱，靡国不夷。我暨我友，自彼京师。宗守荡失，越用遁违。迁于荆楚，在漳之湄。在漳之湄，亦剋晏处。和通篪埙，比德车辅。既度礼义，卒获笑语。庶兹永日，无愆厥绪。虽曰无愆，时不我已。同心离事，乃有逝止。横此大江，淹彼南汜。我思弗及，载坐载起。惟彼南汜，君子居之。悠悠我心，薄言慕之。人亦有言，靡日不思。矧伊嬿婉，胡不凄而！……既往既来，无密尔音。”议论、叙说，如同散文，故诗人无所忌讳，有多少思想表达，就写出多少语句。此诗与散文的主要区别还主要是：一押韵，二整齐而已。
就五言诗内部而言，七子之诗，尚多有具体场景记录的诗作，如应玚的《侍五官中郎建章台集诗》：“言我塞门来，将就衡阳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常恐伤饥骨，身陨沉黄泥。简珠堕沙石，何能中自谐。……公子爱敬客，乐饮不知疲。和颜既以畅，乃肯顾细微。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 全诗二十八句，140字，而十九首和曹植五言诗多为十几句之作，如十九首前六首依次是：16句，10句，16句，14句，16句，8句；曹植乐府诗较长，徒诗则与十九首相似，特别是其优秀的篇章，兹以余冠英先生编选的《汉魏六朝诗选》中的曹植五言诗为例：《七哀》诗16句，《送应氏》其一16句，其二16句，《杂诗》其一12句，其二12句，其三14句，其四8句，其五12句，其六12句。与十九首大体相似。十九首和曹植诗多为十几句的诗作，篇幅的缩短，正是这种精练化的结果。当然，上述的这种转型历程，只是一个大体的走势，一个宏观的鸟瞰，需要忽略其中的许多的反复和细节。譬如王粲的诗歌，由四言而五言，无疑是明显的由长而短，但具体到他自己的五言诗写作历程，却未必是一直这样的走向，写于建安十六年左右的《杂诗》等较短，而写于数年后的《从军行》反而长，还有譬如前文所举的应玚等也有短的五言诗，而曹植也有长些的五言诗作。这些，都不能一概而论，还要看具体题材的需要、表达内容的多少等等，但由两汉到建安时代，由叙事而抒情，由言志而抒情，由议论叙说而走向写景意象，由受汉赋影响的铺排而渐次走向抒情诗的精练，这一总体走向是大体不差的。因此，十九首应该是曹植后期时代的作品。篇幅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的描写方式，七子的诗句更为具体一些，更为个人化一些，譬如前文所引的“言我塞门来，将就衡阳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就是个人化的语句，而“和颜既以畅，乃肯顾细微。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则是个人化的议论，这些，在十九首中都渐次得到淘汰。
这种叙说的繁简之变化，源于对诗歌总体性质认识的深化，也和民间乐府诗的叙事诗体向文人诗的抒情诗体的转型有关。民间乐府诗开始多有杂言体，如《上邪》和《有所思》，逐渐有五言体，尤其是汉魏乐府的五言体叙事诗。其中为众人所熟悉者，譬如《上山采蘼芜》《陌上桑》《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等，皆为其中之翘楚。叙事诗中的情节、故事、人物形象、对话等，较之诗三百的叙事，更为成熟圆润，五言诗的体制实际上是在这种叙事诗中得到反复的练习，从而走向成熟。到文人五言诗出现的时期，仍然具有着某种记录“言志”的成分，真正确立抒情五言诗体制的是曹氏兄弟和七子，特别是到了曹植的手中，才实现了完全的转型。因此，王瑶先生也说：“曹子建的成就，在于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给五言诗奠定基础的文人。五言本出于乐府，但经过了他的手，诗和乐府的界限几乎没有了。……中国诗底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恰是从‘言志’到‘缘情’底历史的转关。乐府源出民间，其初当然以叙事为主，由叙事到抒情，是从内容方面说明了由乐府到诗的进展。建安文学的特点是在这里，曹子建的成就也在这里。”[6][19]
从曹操建安时代的五言诗探索，经历建安十六年之后二曹六子的五言诗写作运动，再到黄初之后曹植的最后完成，五言诗的体制，是在这二十余年的时间中正式成立、完成的。十九首、苏李诗等，都是这个时期，特别是第三个时期的产物。
[1][14]缪钺：《缪钺全集·曹植与五言诗体》，200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第31－32页。
[2][15]缪钺：《缪钺全集·曹植与五言诗体》，200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第31页。
[3][16]
参见曹丽芳：《论建安士风之嬗变》，《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17]参见拙系列之一：《初论古诗十九首产生于建安曹魏时代》，《山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18]
吴云、唐绍忠：《王粲集注·王粲年谱》，中州书画社1984年，第156页，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七子年谱》作建安二年。
[6][19]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