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首应是建安十六年（211年）至魏明帝景初年间（约239年）之间的作品，其作者不可能是东汉下层文人。
本系列前面六篇所论，虽为破译十九首而论，但却需要暂时离开十九首这一中心论题，去分论五言诗的成熟历程，分论曹操、王粲、曹丕及七子在建安十六年期间的五言诗写作的演进历程，从女性题材、山水景物意象的出现等，一步步来求证推理十九首的产生时间，属于内证的推理。内证的推理，比之外在的证据，更为重要，因为它是外证的逻辑论证。反之，如果没有内证的基础，即便是有一天出土文物证明了十九首产生于建安曹魏时代，我们也仍然不敢轻信。本篇承上启下，将本系列各篇之论，做一个逻辑上的整合，以使读者见到本系列观点之概述，故曰“略论”，同时，再加以一些补充论证，其具体论证，尚须参照本系列之其余各篇。
一、关于十九首的产生时间
笔者前文所论，将十九首确定在建安曹魏时期所产生，这只是一个宏观的、大体的说法，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其具体的阶段。以笔者所见，十九首、苏李诗中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应该属于魏响的第三个时期，也就是说，与曹植的写作生命基本在同一个时间段，甚至有些作品产生于曹植之后。确立十九首的产生时间，先要看中国的五言诗到底是何时成立的？这个问题十分关键，因为，十九首是“五言诗冠冕”，不可能产生于五言诗成立之前。缪钺先生说：“五言诗体发生虽在汉代，而其正式成立，则在建安、黄初之间。”
[1][1]这一论断，准确而精辟，振聋发聩。笔者在拙文《初论古诗十九首产生在建安曹魏时代》中提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主要有：由散文体的五字诗，转型为五言音步的五言诗；由言志诗向抒情诗的转型；其特质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五言诗作者的群体写作和相当数量的成熟五言诗作品，从五言诗形成历程角度的探寻，排除了十九首产生于两汉期间的可能。特别是关于秦嘉五言诗不见于《文选》，诗中连续八句使用对偶句式的质疑，也许大体可以证明在建安之前，五言诗尚未有由言志向抒情诗转型的条件；
[2][2]在《论曹操诗歌在五言诗形成中的地位》拙文中，第一次对汉音和魏响的不同做了界说，尝试论证曹操诗歌是“魏响”的第一阶段，五言诗是在清商乐中成熟的，清商乐是由建安之后曹氏父子所开创的新兴音乐，曹操诗作显示了由四言、杂言诗向五言诗作所显示出的清晰的渐变轨迹。曹丕等“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的特质正是从曹操“悲壮”诗风的“悲”演化而来，五言诗成熟在曹操诗歌之后，
[3][3]曹操的转型轨迹，进一步支持了前文的观点；在拙文《论王粲与五言诗的成熟》一文中，则论证了王粲《七哀诗》三首和《杂诗》都是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作品，王粲在建安十四年之前的现存诗作，都是杂言诗和四言诗；王粲现存的五言诗作，全部是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作品。王粲建安十四年之前的四言诗作，尚属汉音，十四年之后的五言，则纯乎魏响。
[4][4]此文与系列之四《论建安十四年至十六年的建安诗坛》一起，共同说明了建安十四年至十六年是“汉音”“魏响”的分水岭，五言诗成熟于建安十六年左右。因此，作为五言诗冠冕的十九首，不可能产生于建安十六年之前。
4、在系列之五《论建安五言诗女性化写作的兴起》一文中，笔者论证了五言诗中的女性题材及女性化视角的写作方式，具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围绕建安时期三个与女性命运密切相关的三个事件而写作出来的；在系列之十《论<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楼>为曹植所作》一文中，笔者将更进一步论证“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应当是借鉴曹丕 “郁郁河边树，青青野田草”而来。《青青河畔草》以及曹植的《七哀诗》的写作背景，可能与黄初二年六月曹丕赐夫人甄氏死有关。“空床难独守”，不仅是“后愈失意”的“怨言”，而且是作者曹植的心声；系列之六《论五言诗体制的内涵及其渐次形成》，则进一步将五言诗的题材从女性题材扩展到山水等其它题材，论证了这种具体场景式的写作始于建安时期。
5、笔者将在其后的系列之八《论曹植与十九首的关系——兼论曹植前后期诗风的异同》一文中，论述曹植本身就是其十九首作者的最为重要的人选之一，十九首、苏李诗等，其水平、风格只有曹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曹植前期之作，多有赋体的影响，多为黼黻锦绣之作，后期由于生存的压抑，方有“沉著清老”之篇。而十九首与苏李诗，多为沉著清老之作，应该多属于黄初之后的作品。
6、笔者将在随后的系列之九《论风骨的内涵及建安风骨的渐次形成》一文中，将进一步从“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命题，论述刘勰的“风骨”，本意是“昭怅述情”和“沉吟铺辞”，现在理解的内容上的表达和风格上的刚健，都是对“风骨”的误读。建安风骨经历了曹操的“汉末实录”式的风骨、建安时代“黼黻锦绣”和曹丕的“便娟移人”的文人化风骨，以及曹植代表的“沉著清老”式的风骨的三个历程。
7、笔者将在系列之十一《试论曹彪是十九首的作者之一》一文中，论证曹彪也是十九首及苏李诗的作者之一，曹彪富有诗名而无诗作流传，当与曹彪特殊的身世有关。《明月皎夜光》、《凛凛岁云暮》、《东城高且长》，均有可能为曹彪在景初年间所作，主题均以怀恋曹植有关。景初时期使用的景初历，正可以解释十九首的两种历法混用的问题，则景初三年是可以见到的十九首中的最晚的作品。
以上综述了系列十一篇论文的主要观点，现在，再做一些补充和归纳：
1、将十九首与建安时期五言诗作的主题相比较，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反之，将十九首与两汉时期，包括东汉时期的五言诗主题相比较，则可以看到其中的极大差异。有学者说十九首，是“各自成篇的，但合起来看，又是一个息息相通的整体”，[5][5]这是正确的。从其大多数篇章所表现的主题和情调来说，确实是“一个息息相通的整体”。概括而言，十九首的写作主题主要如下：1、契阔别离，如《行行重行行》等；2、男女情爱，如《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迢迢牵牛星》，《西北有高楼》描写一位偷听者的故事，可以并入女性题材的主题；3、游宴出游，如《今日良宴会》，《青青陵上柏》也含有宴会的成分，但更多是记载诗人赴洛阳宴会的整个过程和心境，属于游宴、出游、述怀的多重主题；4、采遗思念，如《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客从远方来》；5、述怀思念，如《明月皎夜光》《凛凛岁云暮》《东城高且长》《明月何皎皎》《孟冬寒气至》，可以概括为即物述怀（或者景物述怀），《回车驾言迈》可以概括为出游述怀；6、人生短暂，及时行乐及游仙，如《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等。这些表现主题，从文人五言诗的体制来说，大多是建安十六年以来的产物，尤其是其中的游宴、女性题材、述怀等，更是具有明显的魏响第二个时期及第三个时期的特点，换言之，这些主题在两汉五言诗中是罕见的。
2、十九首中多有近乎颓废的情调，如“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的生命短暂意识，“何不策高足，先居要路津”（《今日良宴会》）的愤激之语，“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的袒露等。这也不是东汉的思想潮流。东汉是儒家思想统治严密的时期，即便是到了东汉末期，士人依然讲究清议，讲究名节，以桓灵之际的党锢之患为例：“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緈直之风，于斯行矣。”[6][6]可知，此时正是士人形成“緈直”倔强风尚的时代，“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是士人与宦官当权者以死抗争的时代。而古诗十九首中体现出来的这一倾向，均为曹操之后，特别是魏文帝之后的文人思潮，《武帝本纪》：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名扬仄陋，唯才是举。’”[7][7]而文帝曹丕更为过分，据《世说新语》卷五《贤媛》第一九记载：“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至山陵亦竟不临。”正是曹操父子两代的“通脱”，才引发曹魏时代儒家意识形态的解构，而十九首中的这些灰暗的歌唱，是这种解构之后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诗歌作品表现出来的主题和思想倾向来说，到了曹操时代，虽有“人生几何”的悲哀，却到底归结到应该及时建功立业的积极用世上，落脚在“天下归心”的雄心伟志上，只有到了建安诗歌第二个阶段之后，才有了类似的诗歌表达。
3、从十九首诗作的总体艺术特征而言，也绝大多数应该是建安魏响第三个时期的产物。十九首的写作手法、艺术水准，都更为接近曹植，有些甚至比曹植更为优秀。譬如从“体被文质”的角度而言，十九首比之曹植，似乎更多了一些质朴而少了一些华美。以往的论者往往由于这个因素，而误认为十九首是曹植之前的作品，其实，诗史的演进是曲折渐进的，前文已经论述过，魏响的三个时期，经历了质朴——华美——“体被文质”的三个阶段，曹植代表的第三个阶段，具有向质朴回归的因素，曹植的晚年之作，比之他黄初之前的作品就有所不同。或者比曹植更为晚些的作品，反而更为具有这种“体被文质”、更为趋向“骨力”风格的特质。就诗歌的唯美追求来说，曹操尚带有两汉的质朴；曹丕七子则开始唯美的追求，所谓缘情绮靡，诗赋欲丽，都是这个阶段的美学追求；而曹植作为建安五言诗歌第三个阶段的完成者，则是前两个阶段的一次整合，由于有着深重的苦难和无以言说的思想，他既有乃父的质朴，又有着第二个阶段唯美追求的果实——他自身深具着才高八斗的诗人才华和唯美爱美的诗人天性，使他不可能重回曹操式的质朴，因此，才形成了曹植两者兼备的审美风范。因此，建安五言诗，即便是到了曹子建的时代，也是在他的后期才寻求到类似意象的方式。十九首和苏李诗，大都是曹植后期及其之后的作品。由于这种写法，锤炼如不经意，扬弃真实的历史场景记录，而偏重于昭怅述情，这就为破译其写作背景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曹植的《杂诗六首》，若是丢失作者，也会同样是十九首中的六首，只不过十九首的数字也要改写了。
4、十九首的绝大多数篇章和诗句，在曹植的诗作中都有体现，若是曹植特别喜爱十九首而有意模仿，则曹植应该有所提及。换言之，十九首与苏李诗在曹氏兄弟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若十九首与苏李诗等是建安之前的作品，曹丕、曹植都是文学批评家，不可能视而不见，但实际上却都未见有只言片语提及；反之，若十九首等多数篇章是曹植所作，则可以圆通，一方面，可以解释建安诸子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化用某些诗句，（曹植化用乃父乃兄之作，是对父兄的敬重）另一方面，曹氏兄弟都不必提及这些作品的存在。
5、关于洛阳的问题。以前论者之所以将十九首确认为东汉的作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十九首中数次出现洛阳的地名，而洛阳在东汉末年被董卓所焚烧，因此，误认为十九首是董卓焚烧洛阳之前的作品。其实，洛阳在曹丕称帝之后，经过多年的经营，已经重新成为曹魏政权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曹丕称帝之后，一直是以洛阳为都城的。曹植、曹彪在黄初就国之后，有过数次回京师洛阳参加“会节气”等活动，如《青青陵上柏》，就应该是曹氏兄弟回洛阳京城所作。“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正是作者离别京城数年，对京城的变化发出的感叹，而那些王侯新贵们，对于曹植、曹彪等并不礼敬有加，而是避之唯恐不及，这才有“冠带自相索”和“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的感慨。
6、从陆机写作《拟古诗十二首》的情况来看，先以曹植作为十九首作者来加以推断：曹植卒于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卒后四十八年为西晋太康元年（280年），陆机太康十年（289年）赴洛，并在此后写作《拟古诗》，陆机并不知道十九首的作者，而当时诗人的寿命普遍较短，曹氏兄弟、王粲等都是四十岁左右的寿命，四、五十年左右的时间，恰恰是可以具备失传作者姓名的时间段；再从曹彪的角度来看，假定十九首最晚的作品是曹彪景初年间（约239年）所作，约十年之后被迫自杀，其作品被司马氏政权封杀，从陆机赴洛的时间向前推移约四十年，正是公元249年，这也正可能是十九首及苏李诗失去作者身份的最后时间。
7、或说，十九首、苏李诗等是否是乐府民歌？关于这一点，缪钺先生有明确的论述：“《古诗》虽无作者之名，大抵出自文人。五言之体，采自乐府歌词，而《古诗》有与乐府不同者。乐府出自民间，多纪事之篇，写社会景况，重绚烂之描绘，其长处为清新、平易、活泼，而无高深之意境，且风格相似，不显作者个性。《古诗》为文人抒情之作，表现作者个性，情思深远，故《古诗》乃用乐府五言之体裁而提高其境界者。”[8][8]缪钺先生的这段论述，大抵分为三层意思，一是乐府诗的特点：多纪事、写社会景况、重绚烂描绘、清新平易活泼、意境不深、不显作者个性等五个特点；二是《古诗》的特点：为文人抒情之作，与乐府的多纪事不同，表现作者个性，与乐府诗的写社会景况、不显作者个性不同，
二、十九首非下层文人所作
以上所论，论证了五言诗体制建树在建安十六年之后，十九首、苏李诗（两者是一回事，都是曹魏时代优秀的五言诗，只不过分别托名为枚乘、苏武、李陵等而已）都产生于建安十六年至景初年间，也就是文学史上建安曹魏的中后期。其中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是曹丕登基黄初之后所作。至于具体的写作时间，还要根据不同的作品，根据作者的情况来决定。笔者在开始研究十九首、苏李诗的时候，直觉的感受，认为十九首等应该是建安时代的作品，其水平、风格大体与曹植相似，后来才见到钟嵘关于十九首“旧疑建安中曹、王所制”的说法，可惜的是，这一最早的说法，也是最为接近历史真实的说法，反而未被历代的学术界所接纳，一代代的学者，皆为《文选》《玉台》所蒙蔽，后来，更有了所谓“东汉中后期下层文人”的说法，这也完全是无根据、无论证之谈。十九首的作者不是下层文人，恰恰相反，应该是不得意的上层贵族。
首先，所谓下层文人，是个毫无依据的说法。汉魏时代是一个世族的时代，文化的普及程度非常低，能够写出文人五言诗的人寥寥可数，他们都是“士”阶层的人物，都是有名有姓的人物。而倘若写出像十九首和苏李诗那样优秀的诗作，更不可能不名声雀起，四海传扬。从诗史的角度看，东汉中后期的几位五言诗人，如秦嘉、赵壹，地位都不过是郡上计吏，郦炎甚至终生没有作过官，诗作不过数首而已，但却人有其名，诗有其事，也不会有人以下层文人目之，他们之所以有名，正在于他们的诗作，而他们的五言诗都不过数首而已，就有了如此之大的名气，如果十九首的作者真是东汉中后期下层文人所作，他们的名气也不知道会大过秦嘉、郦炎多少倍！反之，正是由于十九首的作者不是下层文人，而是曹植、曹彪一类的上层贵族诗人，众人才会习以为常，不以为怪。关于魏晋时代文士的社会地位及其与诗歌写作之间的关系，王瑶先生在他的《中古文学史论》中的《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一文中，论述详实，笔者结合自己的观点综述之：
1、两汉魏晋时代，只有高门世族掌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权：“高门世族不只是握有政治经济的特权，而且也是文化的传统继承者。他们有累代的上层家庭教养，有优裕的生活闲暇，有收藏的典籍和文化的环境。这一切都构成了他们有独特的享有和承继文化传统的特权；都不是一个出身寒素的人底环境所可比拟的。”（26页）
2、两汉魏晋时代，名声郡望极为重要，“士人的集团形成之后，处士的声誉已远超过实际的禄位。”“公卿等也都以辟士相尚，一般名士还有以不即时应命为高的风气。”（8页）也就是说，十九首若是东汉后期下层文人所作，其名声是难以逃脱的，因为，这是一个极端重视名声的时代，即便是作者有意避命、避世，也是毫无可能的，因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关注着每个士人的品行，以便推荐。推荐得当，则是各级官员的政绩，否则，则有失察之论；而郡望谱牒的重视，又使每个士子文人都在谱牒的网络之中。
3、这种对于门第、士人品行极端重视的风尚，并非从实行九品中正制方才开始，而是渊源有自的：“远在魏武九品中正之法实行之前，士族已在政治上形成了一种势力，许多名士即是汉末割据诸雄中的主角。而且各地的名门郡望，也有很多把持乡政。”（9页）由东汉后期的经生章句之学而转向文学，大抵是建安时代的事情：“由经术取士转变为文史，是整个社会学术思想的转变，也是由两汉累世经学的家法到‘人人有集’的高门风范的转变。”（27页）“七子中孔融、王粲、应玚、陈琳，皆东汉以来的世族；所以文学一直是保存在士大夫的手里，而文士的地位也是依他的官阶而转移的。”（28页）
4、文学的潮流是由名门世族所把持的，寒士即便是偶然因文学有名，也就说明他已经变成华贵的附庸：“我们虽然不能说名门大族出身的人底诗文一定好，但文学的时代潮流却的确是由他们领导着的。因为当文化和政治经济同样地为他们所把持保有的时候，不只他们在学习的环境地位上方便，而且诗赋文笔等的风格和内容，也都一定是适应着他们的生活需要的” (30页) “在当时的诗文里，看不到一般社会生活的反映，因为作者们本来不需要看的；他们自己只是生活在公宴游览的圈子里。寒士如果成名了，那就说明他已经钻进了那种上层士大夫的生活，他虽然出身寒素，但已变成华贵之胄的附庸了。因为一个寒士如果把文义当作进仕的手段，则他的作品一定须受到大家的称赞，那他就不能不用心摹学当时一般的作风和表现内容；也许他的诗文比别人的还好，但他只能追随而不能创造一种新的潮流，因为他的身份资望都不够。”（31页）“所以每一种文学潮流——作风或表现内容的推移变化，都是起于名门贵胄文人们自己的改变；寒素出身的人是只能追随的。一个作者无论他的出身华素，到他成为文人时，他必已经有了实际的官位，这政治地位实在就是他文人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这样，所有当时诗文的作者们既都局限于上层士大夫的群中，因此我们读他们的作品时，就常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即时代的差异，多于作者个性的差异。……因为所有的文士在社会上既是属于一种人，他们的生活感受和思想习惯都差不多，所以同时代的作品内容，也就无大差别了。文义之事只成了士大夫进仕的手段和高贵生活的点缀，因此所谓文士地位也就只是指他在政治社会上的地位。”（32页）[9][9]
王瑶先生论述得很清楚，在这个世族统治一切领域的时代，“文学一直是保存在士大夫的手里”，寒士“只能追随而不能创造一种新的潮流”，而十九首和苏李诗，都不仅仅是一般的诗作，而是五言诗成熟的标志，相对于两汉的言志诗，这是一种全新的诗歌创作。
其次，从十九首中所表现出的内容来看，也并非是下层文人的生活。在这些诗篇中，看不到任何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痕迹，诗中所表现的，只有离别的哀伤，游宴中的感受，对远方友人的思念和对生命短暂的焦虑和排解宣泄,哪怕是伯夷、叔齐、商山四皓式的隐逸，陶渊明式的农作，也都全然不见痕迹，这些作者似乎并没有衣食之忧，相反的，他们倒经常参与到宫廷贵族的酒宴上，虽然在宴会上，这位诗人也常会感到戚戚寡欢（《青青陵上陌》），或者他会伫立在豪华的建筑前，凝听一位高贵女性的弹唱，而产生与她比翼齐飞的幻想，似乎他只要肯俯就，这些女子就都会接纳他单向的爱情（《西北有高楼》）。这位作者，分明是地位极高而又多愁善感的一位贵族诗人，哪里有可能是什么“下层文人”？正像是王瑶先生所说的“看不到一般社会生活的反映，……他们自己只是生活在公宴游览的圈子里”。从量化分析来看，十九首中出现宴会的有：“今日良宴会”（《今日良宴会》），“极宴娱心意”（《青青陵上柏》），并且有“两宫”“双阙”这样的宫廷建筑描写；出现具有华贵氛围场景的，有“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西北有高楼》），“轩车方来迟”（《冉冉孤生竹》，当时是大夫以上者方乘轩车，杜预：《左传注》：“轩，大夫车”），“被服罗裳衣”（《东城高且长》），“又不处重闱”“垂涕沾双扉”（《凛凛岁云暮》）；描写采遗思念的，有《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描写思念的，有《明月皎夜光》，描写服食求仙的，有《驱车上东门》，其中有“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先不说“服食求神仙”，是曹魏中后期的事情，何晏“是吃药的祖师”（鲁迅语，此一点另文单论），就是“被服纨与素”，也非下层文人之生活，总之，这些都是对贵族生活的描写。
或说，《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陵上柏》：“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其中的“斗酒”“驽马”不都表示作者生活的贫贱吗？但问者却没有看到，诗中的主人公随后便去宫廷赴会：“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这分明是写作京师洛阳的情况，而且是描写在洛阳的“两宫”“双阙”参加“极宴”的情况，只不过，这位诗人，虽然参加着宫廷的极宴，心情却感到“戚戚”寡欢。这种情形，只有曹植、曹彪一类的贵为皇室贵胄而又是皇帝政敌的罪人身份才会有的，完全不是所谓“下层文人”能参与的场面。曹植也有：“驱车挥驽马，东到奉高城。”（《驱车篇》）；“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
或说，《凛凛岁云暮》中的：“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岂非是下层文人的贫贱生活？这也是没有读懂原诗，我们并不能确定诗中所说的“游子寒无衣”是指的诗人自我，还是他人，“游子”是谁？不能简单地就认为“游子”就是我们后来观念中的游学的士子，“游子”与《青青河畔草》中的“荡子”，都是指离家长久未归之人，那么，假若十九首是曹植、曹彪之类的人物所写，他们离开自己的封地而来京师，就都是“游子”。而“游子寒无衣”也不过是个象征性的说法，是一种关心的、关爱的表示，与《行行重行行》中的“努力加餐饭”一样，并不表示诗歌的作者尚有衣食之忧。此诗随后就有“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的诗句，显然，此诗的作者非但不是“游子寒无衣”，而且还可以“锦衾遗洛浦”，这也不是下层文人之行经，而像是写有《洛神赋》这样的诗人曹植一类人物之所为。
[1][1]
缪钺：《缪钺全集·曹植与五言诗体》，200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7页。
[2][2]参见拙文：《初论古诗十九首产生于建安曹魏时代》，《山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3]
参见拙文《论曹操诗歌在五言诗形成中的地位》，《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4]
参见拙文：《论王粲与五言诗成熟》，《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
[5][5]
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一版，第17页。
[6][6]
《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第2185页。
[7][7]
《三国志·武帝纪》，中华书局版，第32页。
[8][8]缪钺：《缪钺全集·曹植与五言诗体》，200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9页。
[9][9]以上参见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月，第一版8－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