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政第二（1）


孔門教學的最終目的是治國平天下即爲政，所以，此篇緊接《學而》講爲政。爲政當以德和禮，基礎是孝慈，從孝慈擴展到愛人民。爲政者所當注意：不器、行重于言、周而不比、學與思不可偏廢、不能壓制不同意見、推舉賢人廢置佞人、對人民要敬忠、重信用、禮節制度按時調整等。



2.1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釋讀〕∶孔子說：“以德治國，就像北極星處在自己的位置，衆星也就能共同運行在自己的軌道上。”



《注疏》：爲政之善，莫若以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淳德不散，無爲化清，則政善矣。譬，况也。北極謂之北辰。北辰常居其所而不移，故衆星共尊之，以况人君爲政以德，無爲清靜，亦衆人共尊之也。

《集注》：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



※  “德”的意思參見前言。“德政”參見“對《論語》和對孔子不同于前人的部分理解”之十八。

前人把“共”看作“拱”，解釋爲“環繞”，但先秦的“拱”沒有作“環繞”用的。我把“共”解釋爲“共同”，“之”爲“居其所”，北辰居其所，衆星也得以安 居其所。意即統治者不擾民，實行仁政德政，以中庸治國，則老百姓安居其所。無爲之要在于德，德即仁政，“克己復禮爲仁”（12.1），即仁政的關鍵在于一 切按照禮節制度進行。若“動之不以禮”（15.33），則老百姓不能安居其所。〔釋讀〕采用意譯。

爲政的最高方針是生民，德（中正）是達成生民之道的策略，所以，開篇就要求爲政者按照此策略行事。



2.2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釋讀〕∶孔子說：“《詩經》三百首，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純正無邪’。”



《注疏》：此章言爲政之道在于去邪歸正。蔽，猶當也。古者謂一句爲一言。 “思無邪”者，此《詩》之一言，《魯頌•駉篇》文也。《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于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

《集注》：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



※  孔子的仁政是以禮樂導民，化民以德，《虞書•舜典》：“詩言志，”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詩》、《書》，義之府也。”所以，本章講《詩》的作用，也就是說統治者應該用純正無邪之心引導百姓。



2.3

子曰：“道(dǎo)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釋讀〕∶孔子說：“以政教脅迫老百姓不做壞事，對做了壞事的人用刑法處置，在這種治理方法下，即使老百姓不做壞事而免于刑法，却不知道做壞事爲什麽不 對。統治者自身行德以引導百姓，再用規章制度對老百姓的行爲加以規範，老百姓就會知道做壞事是可耻的，幷且知道怎麽做才是正確的，因而能以此端正自己的行 爲。”



《注疏》：此章言爲政以德之效也。政，謂法教；道，謂化誘。齊，謂齊整；刑，謂刑罰。免，苟免也。德，謂道德；格，正也。

《集注》：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



※  《禮記•緇衣》中用“遁心”，遁是逃避的意思，“遁心”也就是爲惡之心不改，總想找機會爲惡，但不想被發現被懲罰。與此相對的就是心向善了，所以，與“遁 心”相對的“格心”之“格”就是“正”“善”之意。禮教的目的就是人心向善。所以，把“格”訓爲“致善”、“歸正”都是符合原意的。

“政”是手持棍棒鞭之使正，《周禮•夏官》記掌政典的大司馬用“九伐”正邦國，所以，政主要是懲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就是棍棒鞭之，後面還有刀斧等 候，也就是總是“治理”老百姓，不管老百姓能不能生活，動輒對老百姓用刑；“德”是心正、行正、使民得以生養，“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就是爲政者自己帶領 百姓走上生活之路，讓老百姓能上養老、下養小、生活幸福，同時，路邊再加護欄防止有人走偏，也就是教導老百姓做事的規則，讓他們按照規則做事。前一種情 况：結果是老百姓失去了羞愧之心，只要犯了法不被抓就行了；後一種情况：結果是老百姓知道該怎麽做，因而能做到行爲端正。

這一章孔子說得非常清楚，管理老百姓應當與管理士大夫用同樣的方法，應當以德導、以禮齊，不要濫用刑罰。

齊之以禮也就是要讓老百姓按照規則做事，《周禮》就規定了每一項工作的要求以及應該達到什麽結果，《儀禮》更是規定了一件事從始到終的詳細步驟，甚至出現 特殊情况時該怎麽處理。要達到要求幷按照規範做事，就要對各種事情制定出規範來，這在當時諸侯以武力爭霸的時代，顯然被認爲迂腐、不合時宜，大家都忙著戰 爭，還有誰有閑心爲民衆的行爲制定規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刑法公之于衆，這樣，看似老百姓的行動自由度很大：沒有任何約束，只要不觸動刑法就可以。但 實際上，沒有學過正確的規則，顯然動輒得咎，幷且，容易養成僥幸心理。孔子是重視禮的，也就是講求做事的細節規範，但是，在那個時代，沒有人能理解接受， 其後的兩千年，一直是用刑來治民（即使在幾個所謂德政的時期，也沒有以禮齊民——把德轉化爲做事的規範，讓老百姓按照統一的規範做事），却把孔子的“中 庸”庸俗化了，不分場合亂用。 國人至今都輕視規範，認爲規範多了限制太多，做事只求“差不多”、不出錯，幷且誤以爲這就是“中庸”，這實在是與孔子背道而馳。兩千多年來，很多人歪曲誤 解了孔子的重禮，把孔子的禮狹隘化，更不要說把重禮推廣到工藝技術的各個方面了。現在，一些人感受到西方嚴格細緻的規範帶來的好處，從而把國人的沒有規 範、散漫歸罪于孔子的“中庸”，孔子不是太冤了嗎？



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釋讀〕∶孔子說：“我十五歲時有志于學習；三十歲時確立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至于道；四十歲時不再對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感到困惑；五十歲時得知有天命；六 十歲時即使聽到違道違己之言也能耐心對待；七十歲時做事不加考慮、心裏想怎麽做就怎麽做也不會違反德道規則，都能符合中庸之道。”



《注疏》：命，天之所禀受者也。順，不逆也。矩，法也。



※  “三十而立”的“立”是“本立而道生”的“立”，即程子所說“能自立于斯道”，只有如此，才能有“四十而不惑”，以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知天命”未必是“窮天理”，也許只是知道有天理，而後世却以爲自己已經“窮天理”，認爲自己的想法就是天理，而强加于人，幹出滅人性的事。前人把“知天 命”說成“窮天理”，把“朝聞道，夕死可矣”中的“道”說成“天道”，這就顯然産生了矛盾：五十歲就窮盡了天理，却又致死未聞天道。

人一聽到不順耳的話就會耳朵發竪、心裏發毛，尤其是下德或中德之人，聽到別人不合道德的話，反映會比較强烈。聖人則很大度。所以，我釋“耳順”如上。

“矩”也就是德、禮，即各種制度規範。很多人常常爲自己“從心所欲”而自傲，却忘了“不逾矩”三個字。當道德規則在一個人心裏生了根，他就不再覺得規則對 自己是約束，就能隨心所欲而符合規則了。常聽與德國人一起工作的朋友說，德國人規範很多，比如上下樓梯靠一邊走是有規定的，幷且要扶著扶手，國人不習慣， 就認爲太不自由。德國人哪怕是換一個屋內的燈，放了梯子以後要校平。德國人不如我們講求效率、成本嗎？他們爲什麽能生産出高質量的産品？我們會覺得按照他 們那樣做事太煩了，可是，他們不會覺得煩，因爲，規則在他們心裏生了根，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會自然而然地按照規則去做，這造就了他們的高質量、高效率。而我 們輕視規則的僥幸心理使得我們難以有高質量産品，造成實際上的低效率和高事故率。



2.5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樊遲禦，子告之曰：“孟孫問孝于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釋讀〕∶孟懿子問孔子怎麽做算是孝。孔子說：“無違。”

不久，樊遲爲孔子駕車，孔子告訴他：“孟孫問我怎麽做才算孝，我答復他說無違。”樊遲問：“這是什麽意思？”孔子說：“父母活著，要按禮節侍奉他們；父母去世後，葬和祭也要符合禮節。”



《注疏》：孟孫，即懿子也。○孟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謚法》曰：“溫柔賢善曰懿。”○樊遲，弟子樊須。案《史記•弟子傳》曰：“樊須字子遲，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也。”

《集注》：無違，謂不背于理。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 事親，自始至終，一于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 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于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  《中庸》：“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三家常僭天子之禮，葬、祭大概也不例外，因爲“僭”是要物質基 礎的，由此導致三家聚斂無度。所以，孔子說葬祭要合禮，目的還是要從禮節儉，而不要違禮奢侈。孔子的教育常常很具體，從細微處說起，所說的事情是可以遵照 著做的。如這裏教育越禮的貴族子弟，幷不用大道理譴責他們，而是引導他們的行爲符合禮節。超規格侍奉父母，則使父母陷于無禮；葬祭超過規格，父母在天之靈 哪得安寧？所以，這些超過禮節的行爲都不爲孝。正如《左傳•成公二年》所說：“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惡也。”奢侈的陪葬成就了死者惡名，這 就不是忠孝了。

關于樊遲的年歲，《孔子家語•弟子解》中記述與《史記》有別：“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于季氏。” 《左傳•哀公十一年》記齊人跟魯人的交鋒，樊遲任冉有的車右，季孫說：“須也弱”，認爲樊遲太年少。如果《史記》記述正確，樊遲比孔子小三十六歲，則此時 樊遲三十歲了，不應該算“弱”。幷且樊遲爲齊人的說法也不可取，《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幷無樊遲是“齊人”二字，不知《注疏》所引此二字來自何處。